欧盟就禁运伊朗石油初步达成共识

[55]这样，在中国政府参加敦巴顿橡树园第二阶段会议之时，关于种族平等的提案已被削除。

⑧同时，古罗马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权力结构具有不同特点，可用以验证政治权力结构变化对法的影响。相对而言，古罗马的社会自治性强，刑事法覆盖面有限，更多争议通过民事方式解决。

(《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5页)汉初盗赃价值一钱以上、不到廿二钱，罚金一两。例如，民、刑法领域会由于自身发展或外来移植等原因发生比较明显甚至重大的变化。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古罗马通过官僚体系进行集权型治理的经验相对不足。古罗马地方的基层执法官则完全来源于本地，并具有世袭性质。(11)在权力分配上，秦代和汉初郡级采用分工制衡体制，到汉中期权力已集于郡守，确立地方长官集权体制。

西汉末年从佐史到丞相的官员编制总数为120825人，西汉简牍的记载证明该数据大致可靠，参见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不过，民刑的实体要素界分并无客观恒定的标准。(96)其中，政治解释的路径可从上述政治权力结构和诉讼模式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展开。

关于能动型和回应型国家与司法的关系，参见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4—126页。(74)参见籾山明：《秦代审判制度的复原》，徐世虹译，刘俊文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上古秦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7—278页。因此，如何更具有主体性和建设性地理解中华法及其背景，是不可绕行的时代之问。(66)至君主制时期，依托皇帝权威的成文法逐步成为基本法律渊源。

秦汉中国基于统一的执法标准，设置了严格的司法责任制度。(114)在刑事领域，公元2、3世纪的学说和法令指出，非常设刑事法庭的法官如果违背君主敕令作出判罚，将被追究罪责。

(57)目前传世的秦和汉初律令简牍都是随葬品，在官吏墓主的身后仍与其相伴，可见受重视的程度。(43)参见宫宅洁：《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杨振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155页。(59)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薛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2—33、112页。(99)在古罗马，共和时期的刑法主要只涉及索贿、选举舞弊、叛逆、暴力、贪污、谋杀、投毒和弑亲等严重恶性行为。

⑨官僚范围逐步扩大，秦和汉初的官府低级人员以类似服役的方式计日取酬。另一方面，到君主制时期，科层制日益强化，通过依审级上诉等方式管控法官更加严格。先秦时代，除道家外，其他各家均普遍主张法自君出，生法者君也(《管子·任法》)。中西方的这种差别在秦汉—罗马帝国时代之前就已形成。

(55)参见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38页。确定何种行为和纠纷涉及公共利益而应由国家权力介入，何种仅涉及当事人私利而可意思自治，时空不同会产生相当大的差异，主要基于国家如何定义其管理职责的边界。

在秦汉时代，一项颇具代表性的制度是强制要求告发劫持案件：被劫持人质的同居者若不报官，将与劫持者同罪、受到磔刑的严厉处罚，并连坐妻小。特色的形成有其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王彦辉：《早期国家理论与秦汉聚落形态研究——兼议宫崎市定的中国都市国家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115)Richard A.Bauman,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Rome,London:Routledge,1996,pp.136-139. (116)Clyde G.Pharr,trans.,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2,pp.16-17. (117)Jill Harries,Law and Crime in the Roman World,p.70. (118)Geoffrey MacCormack,"The Liability of the Judge in the Republic and Principate," pp.25-28. (119)Jill Harries,Law and Empire in Late Antiqu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61-163. (120)参见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与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第27—31页。(109) 当然，强调政治权力结构对法的运行和侧重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并不否认和排除其他要素的作用。参见J.M.Kelly,Roman Litiga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66,p.20. (79)Ernest Metzger,Litigation in Roman Law,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81,153-154,175-177. (80)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p.73-82. (81)Andrew Lintott,The Romans in the Age of Augustus,West Sussex:Wiley-Blackwell,2010,pp.115-116. (82)参见H.F.乔洛维茨、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研究历史导论》，第510—511页。反观同时代的罗马，共和时期的刑罚仅有罚金和死刑(及其替代刑驱逐法外)。(12)汉武帝时期强化上计制度和察举制度，郡守和国相对属县控制明显增强，在地方治理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

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8年，第210—218頁。虽然对前述有些司法责任新规则的理解及执行状况存在不少争议，但法官承担责任的事由和主体范围都有扩大之势，这与帝制时代集权趋势下君主权力扩张、法官具有更集中和主导性权力、司法标准趋向稳定统一密切相关。

有学者将中国与西欧的诉讼特色分别归纳为父母官诉讼与竞技型诉讼，(73)强调的就是司法过程中国家公权力参与程度的对极性。参见John Richard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227 BC to AD 117,Bristol:Bristol Classical Press,1984,pp.30-31; Andrew Lintott,Imperium Romanum,London:Routledge,1993,pp.50-52. (19)G.P.Burton,"Proconsuls,Assize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under the Empir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65,1975,pp.102,106. (20)G.H.Stevenson,Roman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Oxford:Basil Blackwell,1939,pp.110-112; Andrew Lintott,Imperium Romanum,pp.106-107. (21)在帝制前期，地方的各种权力具有相互制衡性，其中元老院阶层是主导力量。

(75)参见宫宅洁：《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第247—256页。参见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77页。

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代承续，通过使用富含律令术语的习字材料教学、律令摘抄和传达等方式，官员们得以掌握基本律令知识。前者是经济范畴，后者主要是意识形态范畴。社会结构、经济方式、观念意识等其他诸多要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作用，也都需要考察和探究。(16)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p.68. (17)Alan K.Bauman et al.,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1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344-370.行省自治的不同状况从共和末期就普遍存在。

(92)中国传统文化是礼法文化，强调礼义、推崇无讼，但没有个人权利观念。因此，秦汉时代可作为探讨中国传统法及政治权力结构的关键和代表性时代。

同时，集权体制将最优质的立法资源集结到中央政府，如萧何从被焚前的秦宫中收集的前朝立法，叔孙通、张汤、赵禹等一大批为宫廷效力的律学名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水平的统一立法活动。目前比较的努力完全不否认法律近代化，并充分承认相当程度上引进西方制度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但强调应以文化多元的视角，更深刻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法与传统，并解释法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

⑥谭嗣同：《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页。反过来，能动型的强势国家也往往以政治集权为基础，如果政治权力分配上多派林立对峙，则不易组合和形成强势力量。

刑事案件中，公元初年提比留乌斯(Tiberius)时代起，法官可对被告施加刑讯。三、法的施行方式 在不同政治权力结构下，法的执行方式有明显差别。从先秦时代，商王自称余一人，西周君主是奉承天意、统率群宗的天子，这种具有神性的个人集权格局，在罗马的王政时代结束后，直至帝制晚期君权神化之前都未曾出现。(14)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9页。

参见J.A.Crook,Law and Life of Rome,p.282. (84)中国传统法律以刑事性为特色的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国家权力和观念。法学家的作品已无足轻重，以皇权为基础的法典编纂等立法活动成为法律发展的动力，法典、敕令和敕答等成为法学发展的代表性成果，(72)规范逐步定于一尊，也终结了学说纷呈的局面。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13)通过官僚体系的管控，权力集中于皇帝之手。

参见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49)参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